2018年7月14日至15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和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联合举办的“中华丧葬礼仪的传承与改革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展览馆宾馆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安徽大学、华侨大学、山东师范大学、曲阜师范大学以及马来西亚道理书院等单位的五十余名海内外学者参加研讨。会议由世界宗教研究所儒教研究室主任赵法生主持，世界研究所赵文洪书记和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彭永捷教授致辞，张立文、李景林、张践、谢遐龄、方朝晖、吴飞、唐文明、韩星、王庆新、项阳、丁鼎、解光宇、杨春梅、陈进国、何其敏、陈杰思等学者先后发言，就中华传统丧礼中的人文关怀和当代价值、目前殡葬业管理的理念误区、殡葬服务业应如何引入人文关怀以彰显人的尊严、海外华人在中华传统丧葬礼仪传承与转化方面的经验，以及当前殡葬管理业的现状与问题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讨。

上半年整体来看，财政收入是两位数增长，但分单月来看也有一些明显变化。财政收入增速呈逐月下降趋势：一二月份最高，同比增长15.8%；6月份增速最低，同比增长只有3.5%。6月份这个增速比其他月份低不少，究竟是什么原因？

连战连败，洛阳为之气衰。不久，李密就处心积虑，伙同党羽将瓦岗军元老翟让杀害，并兼有其众。虽然此举不免失去了一部分人心，但瓦岗军自此指挥统一，战斗力更加强大。瓦岗军乘胜进据金墉城，“未几，拥兵三十馀万，陈于北邙，南逼上春门。”（《资治通鉴卷一八五》）坐在洛阳城中的越王杨侗，耳边都能听到金墉城里的钟鼓之声，朝不保夕的末日之悲可想而知。而窦建德、朱粲、孟海公、徐圆朗等并向李密遣使奉表，一时间，改朝换代、四海归心的辉煌图景已然闪现在李密的眼前。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做好发展实体经济积极稳定和促进就业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细化、实化本意见各项政策措施，确保各项工作任务落到实处。

好成绩来源于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破除无效低效供给，为新动能孕育留足空间。

但李娟的“比亚迪代表”身份，也并非全无疑点。

下半年经济运行当中面临的严峻挑战，哪一种因素是最主要的、最突出的、最关键的？

夏天热的时候，走进楼道里就会觉得凉爽，再加上地下室的门一打开，毫不亚于现在立式三匹空调的功率。另一个不同是，我们一号楼楼下有院子，与整幢楼一样的长度，深五、六米。几只散养的母鸡和夏天的葡萄藤是一楼居民的产物，加上和房子同龄的一棵玉兰树，组成了我90年代初期，站在阳台往下望去的所有记忆。

1952年9月，“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的14名外国留学生成建制调整到北京大学，标志着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大学来华留学工作的开始。60多年来，共有来自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万多名留学生在北京大学完成学业。

“别说对象，朋友都快没了，人家一约你，就加班，时间长了就不叫你了。父母每两周给我打一次电话，我也忙得没时间给他们回，他就给你一堆劝。”张文浩遗憾地表示。

2018年3月13日，宏城鑫泰公司法定代表人发生变更，由王俊民变更为金顺实。金顺实还是乐视移动互联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乐视移动即乐视手机业务运营主体。

（四）核验资料。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在开盘前，将优先选房的意向购房家庭名单和资料报送新区规划建设国土局进行审核和备案，新区规划建设国土局应在5个工作日内核验完毕，同时将符合条件的意向购房家庭清单移交房地产开发企业。

网络文艺是互联网技术催生的，它的发展与互联网发展密不可分。近年来，我国网民规模继续保持平稳增长，据第四十一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7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7.72亿，网络普及率达55.8%。同时，2017年网络娱乐类应用用户规模也保持高速增长。网络直播用户规模年增长率最高，达到22.6%。其中，游戏直播用户规模增速达53.1%，真人秀直播用户规模增速达51.9%。在我国境内外上市互联网企业中，网络游戏类企业占比达28.4%，大大超过电子商务、文化传媒、网络金融和软件工具类企业。这些数据直观地说明，今天网络文艺正在走向繁荣，还在不断催生和细分新的“风口”。

与此同时，江苏省网贷自律系统已正式上线，目前已有31家网贷平台申请接入，有8家平台已完成技术对接。自律管理系统将运用技术手段进一步增强行业自律的针对性，有效性与科学性。

值得一提的是，并不是所有的银行都有额度，《证券日报》记者走访的银行中，有2家银行直接回复：“近期业务调整，不再办理个人按揭贷款。”当记者进一步询问原因时也仅仅表示：“不太清楚原因，政策有变化，建议去咨询其他的银行。”

《通知》还称，各省级卫生健康部门要按照盐业体制改革有关要求，负责划定边远贫困碘缺乏地区，加强碘缺乏病动态监控。各地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选择政府补贴运销费用或直接补贴贫困人口等方式，保证边远贫困地区和经济欠发达的边疆民族地区人口能够吃得上、吃得起合格碘盐。

1968年在秘鲁发生的左翼军人政变是对日后拉丁美洲另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1968年10月，维拉斯科将军通过他在军队中建立的秘密组织“地震小组”发起军事政变推翻贝朗德政府，建立了长达十二年的军事统治。秘鲁历史上不乏军事政变，而1968年这次政变距离秘鲁上一次政变不过五年时间。与之前维持了不过一年的军人政权不同的是，维拉斯科政权内部有着统一的左翼改革目标。左翼军政府看到了秘鲁国家弊病的根源之一是极不公平的土地制度：在一半秘鲁人口从事农业领域生产的1960年代，占秘鲁1%人口的大地主拥有着全国80%的土地，而占人口83%的秘鲁广大农民则只拥有全国6%的土地，农民人均土地拥有数不到5公顷。秘鲁还存在半封建的大庄园经济，农民被迫依附于掌握土地资源的庄园主，导致秘鲁在社会经济发展上落后于拉美其他国家。

1968年，当全世界将目光集中在捷克斯洛伐克和越南等地的冲突时，墨西哥迎来了发展中国家的第一次奥林匹克运动会，而这场奥运会却几乎由于墨国内政治动荡而夭折。此时的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已经执政了整整40年，虽然在石油租利收入和进口替代政策下的墨西哥整体经济增长迅速，但不断扩大的社会贫富差距以及路径依赖的福利支出都埋下了隐患，社会不满情绪有所积累。为了举办奥运会，墨西哥政府提高财政支出和削减福利的做法引起了广大工人和农民的不满，同时左翼学生也开始了抗议活动。在愈演愈烈的游行示威状况下，墨西哥政府在奥运会前夕加强了对各大校园的管控，同时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密切合作来监控和打击亲古巴势力。

齐白石活了97岁，画画的时间非常多，不像现在的一些画家，兼着官职和行政工作，参加大量的社会活动，把很多时间用在“画外功夫”上。1926年后，齐白石一直住在跨车胡同15号，大门常关，非亲朋好友不见。有人敲门，他有时自己先从门缝里看是否认得，如果不认得就不开。晚年耳聋眼花，有时也会把熟人拒之门外。他在一篇序文中说“夫画者，本寂寞之道，其人要心境清逸，不慕官禄，方可从事于画。”又有诗句曰“寒夜孤灯砚一方”。总之，他过着相对单纯、寂寞的艺术生活，付出的是长久而艰苦的劳动。齐白石成为一代大师，岂是偶然的！

上半年中国经济“成绩单”16日出炉，一系列指标尤为亮眼：GDP增速超预期；物价涨幅处于调控目标之内；收入增速快于人均GDP增速；就业形势继续稳中向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速加快；民间投资和制造业投资回升；经济转型升级取得新成效。

城镇调查失业率下降，农民工就业数量增加，就业形势继续稳中向好，着得益于经济平稳增长的有力支撑，也是就业政策强力助推的结果。

民歌也是足球歌曲的重要来源之一。众所周知，意大利民歌《Bella Ciao》是著名的反法西斯歌曲，而在球场上，它是希腊阿里斯队球迷的挚爱。爱尔兰民歌《The Fields of Athenry》（阿萨瑞原野）被爱尔兰球迷广为传唱，同时也是苏超球队凯尔特人的队歌。有趣的是，利物浦球迷将其改名为《The Fields of Anfield Road》（安菲尔德原野）加以传唱，与他们的主场所在地安菲尔德球场联系在了一起。

在台湾生活不可能仅仅是为了学习中文或是为了未来的职业发展。我的目标即使有些天真或理想主义，但还是尽可能紧密地联系着职业与生活。因此，生活在台湾基本上也就同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一样重要无疑了。我接下来对台湾生活的追述，可能会让读者觉得琐碎，好似和学习没有什么关系，但其细节，对我来说当与学习同样重要。学习怎样生活在台湾，特别是学习怎样用中文生活在那里，可以说概括了我在台湾的整个历程。

树枝上绑着粗麻绳，麻绳低端连着窄木板，刚好坐一个人，这里就是我们下课后常来光顾的秋千院子。秋千院子里草长得有些高，房子里平时也不见生活痕迹。拱门难得会开着，是房子通往厨房的一扇门，直穿洋房一楼，过了厨房就能看到秋千院子。大多时候，拱门是一直关闭的，洋房看上去长期没人，房子无声无味不免让我们的猎奇心加深了一层。

三是东方人与西方人的差异。

八十年代后，大多数拉美国家包括墨西哥都对贸易政策进行了改革，通过贸易自由化和区域贸易一体化融入国际产业链，提升自身产业的竞争力，其高峰是墨西哥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北美自由贸易区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墨西哥汽车制造等工业的发展，但它同时也吹响了反全球化的第一声号角。就在墨西哥与美国、加拿大签署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生效的1994年1月1日，墨西哥的恰帕斯州爆发了原住民起义，起义借由互联网等渠道获得了全世界关注，被称为第一场“后现代革命”。起义的缘由是墨西哥政府为了实现土地私有化和鼓励国外资本投资农业领域，允许村社农民出售村社集体所有土地，并允许私人公司购买村社集体所有土地，这意味着当地印第安人农民可能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起义的组织者事实上并非原住民，而是1969年成立于城市中的秘密组织“民族解放力量”，成员包括中产阶级、大学教授、医生等专业人员。他们早在八十年代初期就进入恰帕斯州的丛林秘密建立武装，并以“土地和自由”的口号广泛动员当地的原住民参加武装，成功将六十年代的斗争经验与新自由主义政策下被边缘化群体的诉求结合了起来。

在庚子救援中，无论是救济善会还是东南济急善会，都以京官为首要的救援对象。原因何在？志阳的分析认为，这是因为各省京官与各省利益之间的紧密关联，由时人的笔记可以看出，各省京官几乎成为各省利益在朝廷的代言人。有学者以各省京官为最主要的救援对象诟病庚子救援，认为这实际上是一种利益交换，已背离了“救济”和“济急”的初衷和本旨。我以为这是一种苛责，毫无道理。且不论庚子救援本身并不仅限于救援京官，也曾广泛地泽及普通百姓，救济善会“由直北渡回南者计七千余人”中并非都是京官。救济善会与东南济急善会在京津地区开办平粜局、施衣“数万套”、“掩埋白骨几万千”、“米面医药不计其数”，显然也并非仅针对京官。实际上，救援以“乡谊”相号召，以“省籍意识”为底色，更容易“一呼响应，事集众擎”，这是国情，无可厚非。更何况当年倡议和主持救援的绅商，后来也并没有因为曾救援京官而获得实际的利益回报，有的还曾因此而负债累累，如陆树藩就因庚子救援而亏欠巨万，最后不得不将皕宋楼藏书悉数售与日本还债。其实，无论是救京官，还是救百姓，对那些慷慨纾难、不顾安危、仆仆于途的施救者，我觉得还是应当抱持起码的敬意。

传统的中国社会，其维系不全是靠着国家的力量，也靠着社会的力量，包括民间社会的力量。那时候，乡村的许多事情，如社会的治安，道德宗教的维持，民事的纠纷，主要靠地方士绅、宗族及其它民间组织来解决。地方士绅办书院、学校，管理祠堂，主持种种有益的社会活动。一些史学家说中国过去有一个以城市为中心的社会，乡村还有个“半社会”。齐白石正是在这个“半社会”的支持下成长起来的。20世纪的社会革命把民间社会摧垮了，民间宗教被作为迷信被打掉了，宗族管理作为封建家长制被打掉了，信仰、家族、士绅都没有了，国家取代了社会的一切，所有问题都由政府的派出机关即国家权力机构解决。这是一种可怕的结果。在清末民初的动荡年代，社会还能培养出像齐白石那样的艺术家，这是可以深思的事情。具体到齐白石个人，当然有他的机遇，有他的偶然性，但如果失去了相应社会环境、社会力量的条件，恐怕连这种偶然性机会也没有了。齐白石遇见胡沁园、王湘绮是偶然，得到夏寿田、郭葆生、罗醒吾这些朋友的帮助得以远游，是偶然，樊攀山请他到北京谋生、在北京得识陈师曾、凌直支、林风眠、徐悲鸿等一大批文化人，是偶然和机遇，但没有那样的社会结构，只靠政府这一条路，还有这些偶然和机遇吗？